2017年3月翻越彝族神山“井叶硕诺波”（汉名“黄茅埂”）。/本文作者
为什么需要“另一种知识路径”？
王炜
“格列弗的第三段旅程说的不是颠倒，而是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时时刻刻的变向。”——爱德华·萨义德《对开端的思考》
我没有重新评述“知识”这一概念的能力和野心，只能提供几种与我的写作和生活有关的线索。作为一条抽空了历史内容的格言，“知识就是力量”经常出现在未成年人的教室墙上。乔纳森·斯威夫特，则是较早意识到培根的大不列颠咒语的实质及其政治效用的作家，而他的命运与后者相似，其讽刺杰作也童书化了。当我还是中国内陆小城市里的未成年人，读到大人国与小人国的故事，同时在张贴着培根咒语的课堂上走神，那一对历史久远的论敌的影子，就这样投射在我的生活世界中。也许没有第二个文本像斯威夫特的故事那样，是对“知识就是力量”，也是对“元地理学”的批判范例。一个读完并理解它的人，也许很难再对世界投以麦金德式的目光①。文本——这里暂时先专指文学文本——是对习语世界的偏离，它的陌生化，是它通过拓展意识和语言，由此重构开放性的手段。我们从斯威夫特故事中的每个地方政体和小社会看到一系列创造性的异常，不论是倨傲的大人国还是小心眼的国度、极权的“飞岛”、科技狂人的人工智能俱乐部还是人与兽之间的错综杂交关系，它们是一些从地理学中分裂出去的事物，是对人类的发展观及其经验的一连串错位化的处理。最后，格列弗本人被好市民们视为“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疯了，这位“视野”和“经验”的逆转者，成了一个反常的苏格拉底（全书结束时，格列弗本人便提到了哲人与青年的关系，而苏格拉底即“城邦”的反常存在。今天，理解“何为青年”，也许仍需从回顾苏格拉底的罪名开始）。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位政治哲人的格列弗，被遣送到——这也是遗忘他的方式——儿童那里，尽管他并不打算脱离公共性，并不把自己的异常见识，封存在狂人日记性质的私密性里——也许，在这位朴素的不关心自我保护的探索者眼中，那种狂人日记性质的私密性，正是一种世故。在本文开始即提到一位17世纪英语作家，也许会令今天的刻板现代主义者和国族主义者们不适，但是，这可能同样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体现：我们需要继续尝试不在（也很难在）某种预设的、固有或未经移动的“中国性”中，讨论所谓“另一种知识路径”。近、现代非汉语民族地区的历史，与“知识”这一概念的历史并非毫不相干。从亚洲腹地区域（不妨使用斯文·赫定的命名），考察“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大不列颠咒语的观念史内容及其在现实中的表现，会得到一个作为旁证的脉络，也是理解这些地区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活动的视角之一。早先，因为在疆、藏的工作，尚未经过反思的“国家地理”视角，帮助我注意到“自然力”与“知识”的矛盾，尤其，促使我第一次认真阅读莱蒙托夫和列夫·托尔斯泰关于山地民族与中央地区的对抗关系的叙事诗与小说（主要是《哈吉穆拉特》）。因为，这种关系正在重生，撞击当代生活。我们通过文本，重识被遗忘的“知识”的能力是空前退化的。另一些被遮蔽的文本，例如说唱艺人、山地民族戏剧、萨满叙述，其口传心授的学习方式，往往符合“文本的研习”的自然形态。文本的“反潮流”之声，是一种具有生产力的异常。误解之一是：按照一种源于“马拉美主义”的美学观，文本的具有生产力的异常是自我中心和私密性的。可是，它恰好也是我们的思想的公开性的变革形式。文本的偏离或者太精巧，或者太异常，从而使它的“公共间性”——对公开性的重构——很难实现（一如它在取得与公众观点的同盟关系方面从来是困难的），有时，则混淆于阿多诺所说的“流行音乐”的聚合安慰功能。文本不仅应当揭示对公开性的变革式重构，也是参与构成它的方式。文本的具有生产力的异常所具有的公开性的潜力，被遮蔽了，被系统地简化了，也许没有哪个时期像当代汉语写作的处境一样，具有生产力的异常几乎处于被全面排斥的境遇，写作者处在一种简化命令的空前遏制之下。有必要强调的是，所谓俗语文本和地方戏剧的继承人，并不比诗人作家们更少经受简化，而且所经受的更为粗暴，更加被无视。文本的具有生产力的异常，需要在当代条件中再一次公开化，那么，我们所发起的一些不同形式的“文本的研习”，是否还可以通过一种吟游诗人化的“公共课”，介入到“现场”中呢？诗人，应当参与建设一种移动的、随形就设的“安那其”大学——我们并不立刻使用“自由”这一词语，因为这也许会夸大它的乌托邦性，它不是“一般人文主义者”的公益项目，更非阿里斯托芬在《云》中讽刺的那种私立象牙塔学园（或智库），诗人在“公共课”（以及“临时剧场”）中的角色，就是吟游诗人在社会中的传统角色。诗学和观念史，是一个大墓地，一个在其中劳作的写作者，即意味着构成他的声音的一半，是死人之声。当但丁在他的大墓地中惊愕地说出“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正是死亡生产了“这么多的人”，正是死亡使活人参与成为一个精神共通体。“同一国家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在思想上的差异，远远超过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在思想上的差异。”（见洛夫乔伊《存在巨链》的中译序），也许还应补充，同一国家、同一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差异，也超过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差异。“观念史表达了一种抗议，即对由于各种民族和语言所造成的对文学以及某些别的历史研究的传统划分所产生的结论的抗议。”（《存在巨链》）——在边疆地区的工作，以及参考观念史学者所指出的视野，帮助我看见似乎早已被潮流过滤了的“近代作者”，离我们的情境并不遥远，并激励我去对其进行一种“再描述”。一个写作者身上的“死人之声”也意味着，他不仅“卷入和语言的斗争”，也卷入与历史的斗争。今天，几乎所有的创作者都在顺应一种晚近一个世纪出现的社会上升模式，“世界文学”是它的代表路径（由评论—售卖—译介—授奖构成的成功之路）。现有的社会上升模式，已经不能改变意识和语言的体制，这是我们不能像（西方的）古典与近代作者那样，发现并参与成为在时代中“成型中的事物”的原因之一，而“成型中的事物”曾经具有的多个名字之一，是“狂飙突进”。我们能够再次进行一种积极偏离的运动，再次激发曾经被古典与近代作者揭示过的“反成功性”吗？这种“反成功性”比成功更揭示了文本的本来位置和未来可能性。偏离和位移、“死人之声”和“反成功性”，意味着重构我们的格列弗式心灵经历。理解它，无需周游世界，只需要立足于眼前这“移动的、可怕的、绝妙的大地”（勒内·夏尔的诗句，也被莫里斯·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引用）。
在人类学中得到叙述的，一些区别于经院知识和形而上学（以及对它的抒情性模仿）的“知识”形式，仍然不断具有被借鉴的价值。离我们距离较近的一位是人类学和政治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他的东南亚农民研究在中国南方的民间机构中产生了影响，好几次，我看到他的书摆在不同的非官方公益机构的办公桌上。我写的一些诗，也参考了他在《不被统治的艺术》和《国家的视角》中的叙述。我也放弃了老派人文主义者基于“客观对应物”的计划（我认为它常常是失败的）对“认同”的寻求和确认、以及对“认同”再次进行一种典型欧美现代主义的秩序化（例如“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及后来的各种变体）。但是，仍有必要对自己人生中的“腹地”进行一种探索。在一定的意义上，云贵山地——在库尼亚的《腹地》和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的那种意义上——就是我的拉丁美洲。田野工作者在“地方文化”与科学方法之间游移不定，一种既包含、又偏离“专业性”的非虚构文体，使这种游移性得到了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作为一种在“写作艺术”意义上的“中间地带”（糅合了历史、报道和广义散文），其意义，也许仍未被广泛认识。与其说，我们还没有更多地去经历这种游移性，与正在被社会建构中的生存理解——包括“做事的方法”和由此产生的“知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如说，我们对“不可调和性”及其地形，还缺乏了解。库尼亚在《腹地》中展示了“不可调和性”的谱系与地形学，并且，把他所写下的那场群体运动发生的空间，称为“黑格尔未曾提及的地理范畴”。这部关于一场战役的伟大非虚构著作，也把“中间地带”转变成为前线地带。尽管拜伦（斯威夫特的继承者）在诗剧和叙事长诗中，也对“知识就是力量”进行了预见性的批评（例如我个人认为并非成熟之作的《曼弗雷德》），但并非拜伦，而是密茨凯维奇，对培根/黑格尔式的“知识”，提供了勇猛的异议。在密茨凯维奇的诗剧《先人祭》的第三幕，政治抗争运动被镇压之后，青年人古斯塔夫的鬼魂回到故乡，找到了他那正在过隐士生活的老师，老师没有认出他。古斯塔夫进行了一段癫狂的独白。曾经，老师教给了学生们关于启蒙、正义和真理的知识，然后，学生们到现实世界中去实践，随即被毁灭，而老师本人则躲在森林小屋里。当学生的鬼魂们来到老师的小屋，整部《先人祭》便在老师的恐怖叫喊声中结束。密茨凯维奇的情节，可能比哈姆雷特的“弃绝知识”（以及随后的恐怖行动）更加极端，也更匹配我们的现实，两者的区别，有如闻格与198某年的区别。《先人祭》开篇使用了与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相同的引语，来自《哈姆雷特》：“霍拉旭，天地间有多少事，是你们的哲学未曾梦见过的。”仿佛，密茨凯维奇是在暗示，他在做一件拜伦也意识到但却未能抵达的事。“天地间的事”、以及那个“黑格尔未曾提及的地理范畴”，还有我们的“所在地”，依然是我们的盲点。莎翁、拜伦和密茨凯维奇的三部诗剧，可以视作“知识”这一概念的痛苦的三部曲，也是与“知识”这一概念相断裂、并在危机中自我建构的三种青年面目：自毁的，悬空的，以及在抗争实践中失败的。这些青年——作为现实中的“次要国家”的化身——不再依靠来自无论旧的、还是新罗马的哲学大师们供给的知识配置，并且，对于盲点成为一种合理化的存在而进行抵抗。这是三种关于毁灭的总结之诗，也是“前传”性的。是三种边界，越过它，是未来。悲剧会返回，在时代的实践情境中再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机械地重复那种命运形式。我们可以借此叙述另一个故事：避免毁灭的故事，重新工作的故事。同时，青年与那种在实践中的毁灭的古典相关性，不再被视为无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关于希望的故事，这种希望，能够容纳死者的给予，而且并不比毁灭的故事更缺少崎岖和真实性。并不是说，我们要就此拒绝在被外来干预中（包括来自哲学大师）形成的“知识”，而是，我们还缺乏源于“不可调和性”及其地形，去改写这些“知识”从而自我生成的过程。柄谷行人写道：“无论他们（指青年黑格尔派）是多么激进的、现实的，也是客观的，他们自身也都处于自我解释的梦境里。他们虽然对外界的关心是充分甚至过多的，但在这个意义上又致命地丧失着外界。而且不应该忘记，马克思也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是……使得他们‘被外界隔离’的，既不是国境的也不是心理的病，而是他们的语言系统本身。……因此马克思的外部不指客观观察东西的立场，而是指看破所谓‘客观性’本身不过是‘具有地域性质’的共同主观性之立场。所以说，他的立场始终使任何‘立场’都不稳定，并要使任何‘立场’都悬在空中。换句话说，使得哲学面临危机的，再也不是‘否定’也不是‘颠倒’，而是马克思这种‘移动’。”即使我们自视为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且并未从事理论哲学，我们依然是乏于“移动”又沉溺于哲学激进推论的“青年黑格尔派”。我们没有做出任何移动，从而使我们的“自我解释的梦境”——以及因为它而得以安然延续的庸惰性——面临危机。参与实践合作性项目和田野工作，往往是当代的“移动”的一般形式，通过它，去动摇“自我解释的梦境”，重组我们的创作活动的根据和素材。在经过了滩涂、人工岛、港口、密林、冻土、新农村、矿坑、军营、隧道、废墟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官僚资本主义城市之后，随着时间过去，我越来越想在写作中，重述这些事物构成的空间，理解那些在其中进行的当代实践，并且使用它，写作叙事诗和诗剧，也许，会演变为一种“史诗”。这也意味着，我也需要改变知识配置——不论是近三十年文学性的、艺术史的或形而上学语汇的，因为这些知识配置都不能够帮助创作者经历“不可调和性”及其地形，越过死者之门，走向不同于那种古典的毁灭故事的——希望的故事。一种传统预设是：“知者”应藏身于主流系统，在“隐匿”中做工，然后，“知者”也应该这样藏身于“人民”之中。但这些预设，并不比另一种预设更不理想化——后一种预设认为：“知者”本来应该在“显明”中经受他那置身于“不知者”的矛盾情境，在这种矛盾情境中，一次次揭示和更新自己。“人民”的本质，并不产生于这一名词所顺延的意识形态内容，而产生于我们所处在的对立冲突乃至否定性的关系中，其中，即包括我们与朋友邻人的冲突，以及家庭冲突。当我们认为，我们是“知者”，这导致了我们与那些作为“不知者”的、与我们具有亲缘关系者的剧烈矛盾，然而这种矛盾往往说明，我们这些一知半解的“知者”其实已经内化于“不知者”之中。“家庭”和“人民”，常常作为“不知者”，是我们自身作为“不知者”的一部分。我们对“不知者”的想象在不断变化，因为，我们对自己和自己所处在的社群关系的理解在变化。“不知者”变化的剧烈性，实际上使所谓“隐匿”和“显明”，都不可能顺理成章。“家庭”/“不知者”/“人民”，同样是帮助我们克服盲点并做出“移动”的路途。这条路途，也促使我重读易卜生。当环境中的虚无主义，促使我们承认没有重心的生活，同时，青年人的似乎无可避免的逆境不断反映时代的压强，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海涅，这些构成了“死人之声”的、遥远的“知者”，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在今天，怎样理解作为劳动力资源和反抗资源的青春，以及制度对青春的管理。
以上是一些主题和相关历史作者的简介：“知识”这一概念的变动，分裂之家，青年状态和非汉语民族。对于非汉语民族的理解，不应该是对于作为不同文化单元的各民族文化内容的、具有分隔性的辨认，也不应该采取一种省心的“同等有效论”。需要一种内在的联接，在一种整体的关系中去看见诸民族正在形成的生活地形。并且，也把我们已经开始或将要去做的事，转移到去参与这种整体关系的形成之中。可以尝试一些可能是阶段性的、但较为具体和常态化的办法，比如：2、考察本土神话意识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考察民间信仰的诸形式对认知活动、生活逻辑和精神状况的影响，通过一些经常是粗糙、驳杂的语言文本，考察对生产活动和死亡的理解，并且，参照类似《宗教经验种种》的那种工作。之前，我在《我们的归零地》中，写到对《伊利亚特》所揭示的那个事物与事物在其中相互斗争的“力量场”的一点理解。《伊利亚特》和《腹地》这样的文本，仍然具有一种引导功能，其他近、现代文本可能同样重要，但更多被作为艺术技艺和美学事实方面的可参考案例而被吸收，由于它并非起源性的，而更多是评议性的，从而并不具有这种引导功能。今天，有许多来自理论与世俗的理由，支持人们不阅读和理解文学，或者把文学置于一种简单的理想化语境。文学有其自身的流变和重点，这一领域，集中了在今天来看、依然没有被主流文化系统完全修正、过滤与简化的（异化了的“世界文学”是过滤与简化工具之一），理解力和希望的果实。但是，已经习惯于否定性推论和科学主义的我们，是坦塔罗斯——这欲望、饥渴和无希望者的化身，永远喝不到浸泡着他的现实之水，也吃不到从这水中生长出来悬挂在面前的果实，同时，死亡的巨石威胁在头顶，处在痛苦的中间状态之中。使当代汉语写作者陷入消极性和利己主义思维的因素，常常是更具体和隐微的。虚无主义、对威权和等级主义的崇尚、以及大汉沙文主义想象，是其中的几种，使我们自动回避或预先扭曲了对于正在发生的世界事实的认识。因此也可以说，并不是现实遭遇使我们消极，而是我们的语言遭遇还不够。对那种基于“田野”而产生的实践空间、对“黑格尔未曾提及的地理范畴”的接受与经历，是带来这种语言遭遇的一种阶段性表现。“田野”（这个词因为被广为使用而遭受到了一些可以理解的刻薄）不仅是未完成的，而且更多呈现为有待开始。我并不认为，“意义”和“创作”都是被特定社会现实构建的、或相对主义情境化的，相反，如果把当代创作一概视为情境化的，视为在对社会上升模式（例如“世界文学”）的参照下进行利害比较后的派生性构造，并且，进一步陷入“弱普遍主义”和“同等有效论”的泥淖，可以发生的事情也许会骤然减少，僭越的可能性，以及有生力量，也许会骤然减少。司汤达在《卿奇一家》中写到：“我曾多次听见拜伦勋爵说过的名言：‘This age of cant’（翻译成：‘这言不由衷的时代’）。这种伪善非常讨厌……其缺点是大大缩小了历史的领域。”“弱普遍主义”和“同等有效论”，常常是“伪善”的一种当代应变形式。以下目录是我过去为自己写的一份关于写作方向的备忘，或可构成一种视野范围，并由此重组一种“知识路径”，我远未完成它——1、“传统”的建构会是非常意外的，也许并不符合我们预设的规范，而且常常是间歇的和中断的。一种被再次建构的有用的“传统”，必将是在实践中，对于那些在被干预中形成的“知识”的接受：a、被“死人之声”干预，b、去理解那些在人类文明长河中总是会反复产生的跨越了语言、种族和国籍的精神现象。2、作为“分裂之家”的大地，和寻求内在联系的诗人。4、“变化中的人”：非汉语民族，移民，自我。以及，对变化中的文学之敌的认识。 5、“米提斯知识”，詹姆斯·C·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对此进行了界说。②6、当代汉语中的悲剧书写。异化了的、作为社会上升模式的“世界文学”，并无法为当代汉语写作提供真实的悲剧结构。悲剧的完成，在于“移动的、可怕的、绝妙的大地”的签名。7、已经有了人权律师，还需要重新理解并且产生人类灵魂的律师，后者不仅是哲学的任务，也是广义诗学的任务。这份备忘会不断处在修改与补充之中。所谓“另一种知识路径”，无非就是寻求希望的路径。
写于2016年3月
① 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年2月15日－1947年3月6日，英国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学家，《历史的地理枢纽》的作者。② 本文所援引的对“米提斯知识”的解释，出自詹姆斯·C·斯科特的著作《国家的视角》。“米提斯知识”是人在地方实践工作中的技能和知识的统称，源于荷马史诗《奥德赛》，后来被翻译为“狡猾的技能”或者“实践技能”。“米提斯知识”有几层含义：其一，特殊性或地方性，是当地经验的不断积累，“在具体条件下，了解如何与什么时候用这些经验规律是米提斯的本质”。其二，是具有实践性，在书籍和经院知识以外，不是逻辑演绎的结果，从实践中直接获取；其三，具有开放性和变动性，处于不断发展中，具有可塑造性和不完整特征；最后，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且“不确定性如此之大，我们只能摸索着前进”。（引号内文字均出自《国家的视角》）
→ 被破坏的诗，以亚历山大·勃洛克《十二个》为例
→ 两次帝国之间（修订版）
→ 最后一个历史天使（修订版）
→ 朋友之声——对普希金的一种综述（修订版）
→ 我们的归零地—写于诗剧排演过程中的随笔（修订版）